一開場，女排姑娘就打出了氣勢，很快以15∶8、15∶7干凈利落地贏下兩局——世界冠軍到手了，但比賽還在繼續。第三局，中國隊先以10∶4領先，眼看就要總比分3∶0結束戰斗，中國隊心理出現了松懈，而背水一戰的日本女排卻愈戰愈勇，逆轉翻盤，連扳兩局。到第五局決勝局，雙方比分死死咬住，交替上升，最后關頭日本隊取得了領先，15∶14。緊接著，郎平斜線扣殺得手，15平，中國隊奪回發球權，隨后依靠兩次攔網得分，以17∶15拿下最后一局。
七戰全勝，中國女排首次登上世界之巔，這是中國在“三大球”（足球、籃球、排球）項目上取得的第一個真正的世界冠軍。那時整個國家剛從動亂中走出，開始轉向經濟建設，這個冠軍對那一代國人來說無疑是最令人振奮的兆頭，不過大家未能預料到的是，這只是中國女排80年代夢幻“五連冠”的一個開端。
1981年在日本世界杯奪冠后，中國女排接連拿下了四個世界冠軍，包括了所有世界大賽：1982年第九屆世界排球錦標賽冠軍，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金牌，1985年第四屆世界杯冠軍，1986年第十屆世界女排錦標賽冠軍。
這五支冠軍隊伍里，始終都有郎平的身影——前四年，她是隊內的頭號主攻手，1986年，她以助理教練身份出征。在日本的世界杯上，據統計，中國隊7場比賽共扣球1116次，其中郎平一人扣球407次，得了79分，扣球命中率48.6%。一時之間，“鐵榔頭”聲名鵲起。身高1米84的郎平，與美國隊的海曼、古巴隊的路易斯并稱為世界女排“三大主攻手”，成為很多對手重點研究的對象。
上世紀80年代的世界排壇，正是群雄并起之時，古巴、日本、美國、蘇聯豪強林立。自從在日本奪得世界杯冠軍后，中國女排立刻成為所有強隊的假想敵。郎平曾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過一件小事，那是在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上，中國女排有一次去比賽場館練習時，正巧碰上日本隊，對方的主教練一看中國隊來了，趕緊讓陪練隊員脫下身上的背心，仔細一瞧才發現，原來陪練隊員身上的背心寫的都是中國隊主力的名字。
美國隊教練塞林格則不顧輿論質疑，在隊內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理。“每天堅持8小時的集體訓練，12個球員，沒有一個結婚的，而在訓練期間，她們誰都沒有正式的工作，為了排球她們什么也不干……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她們周游全球，打了近百場比賽，全隊只有一個信念：在洛杉磯奧運會上奪冠！”
最終的決賽中，中國女排直落三局輕取美國隊，把金牌收入囊中。很多人恐怕都忽略了，直到那一屆奧運會，射擊隊許海峰獲得的金牌才使中國實現了奧運金牌零的突破。
中國女排成就世界女排史上首個“五連冠”后，全國上下各行各業掀起了一股學習“女排精神”的風潮，喊出了“學習女排，振興中華”的口號。通過媒體報道，大家知道了女排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難的：她們的訓練場地簡陋，缺少專業設備，而且經費有限，出國比賽常常買廉價機票，住學生宿舍，即便這樣，每次出國比賽，只要飛行時間稍微長一點并且條件允許，主教練袁偉民就讓大家到機艙后面練深蹲。女排姑娘們對冠軍的渴望毫不亞于日本隊和美國隊。
前國家隊隊員張蓉芳比郎平大三歲，被郎平昵稱為“毛毛”，兩人一起打球，退役后又一起搭檔帶國家隊。初進國家隊的郎平給張蓉芳留下了非常“特別”的回憶：“她1978年來國家隊，給我的第一印象，這個小孩特別逗，傻傻的，特別可憐又特別可愛，人特別瘦，特別高，臉特別窄，小孩似的沒發育開，頭發扎兩個刷子，翹在頭頂上，像立在天上一樣，顯得人更高了。”
郎平進隊后訓練有股狠勁兒，每天訓練結束她都要自己加練，張蓉芳回憶說：“她練蹲杠鈴的時候，腿太細、太長，不能正常做動作，屁股這么扭一下，那么扭一下，臉上的表情特難看，齜牙咧嘴。”正是憑著這股刻苦勁兒，郎平獲得了主教練的賞識，一進隊就得到了在各種大賽上場的機會，也慢慢練就了日后威震排壇的扣殺絕技。
“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沒有經歷過出國后‘一文不名，一無所有’的生活，一直留在中國，我的心態肯定也降不下來。”郎平后來在自傳《激情歲月》里如此寫道。到了美國的她從零開始，不再背著“五連冠”的包袱，不再去計較別人怎么看自己，她甚至主動避開愛國華僑集中的加州，遠走新墨西哥州，因為她不想躲在別人的羽翼下。
為了盡快在美國立足，郎平在新墨西哥大學排球隊找了一份助教工作，學校給她的待遇是可以免費讀書。后來的幾年里，郎平曾為了生計“復出”，到意大利的一家俱樂部打球，還受邀執教八佰伴世界明星隊，物質生活終于慢慢好轉，有了房子、院子，也買了車。
1994年，正在香港帶隊比賽的郎平接到排協的電話，請她繞道北京，說有事情商量。到北京后，恩師袁偉民當面請求郎平回國執教。當時的中國女排進入新老更替、青黃不接的動蕩時期，盡管仍被眾人寄予厚望，但在1986年奪冠后的七年里顆粒無收，甚至在亞洲爭冠中輸給了泰國，漸漸淪為一支二流球隊。
女排的危機，郎平一直看在眼里，但此時的她，自己的生活也陷入了危機。她當時正在和丈夫協議離婚，女兒剛剛兩歲，撫養權仍無定論，一個家被生生分成兩半。面對恩師的懇求，郎平很猶豫，她最放不下的是年幼的女兒，回國執教意味著聚少離多。但最后國家體委球類司司長的一句話讓她下定了決心——“郎平，祖國真的需要你！”
沒想到，十幾年后，當女排再度出現危機，郎平又成了力挽狂瀾的那個人。2013年，在排協的邀請下，她再度拿起中國女排的教鞭。而在這之前，郎平已經在意大利的俱樂部、美國國家隊、土耳其俱樂部轉了一圈，還回國組建了恒大女排并率隊奪得聯賽冠軍。
長期高強度的比賽和教練工作給郎平留下了一身傷病，身邊不少朋友都勸她不要再接國家隊這個擔子，連恩師袁偉民也讓她考慮身體，畢竟在上一次擔任主教練時，郎平的身體已經發出了警報，幾次在球場暈倒。但郎平說，自己心里對女排永遠都有一種責任感，這種責任感又把她拉向了女排，2013年，她第二次出任女排主教練。兩年后的女排世界杯，郎平帶領一支全新的女排時隔11年重回世界之巔，一年后的里約奧運會又摘下金牌——作為教練員的郎平，也獲得了一切可以獲得的榮譽。
2013年5月10日，郎平上任中國女排主教練后在北京首次公開訓練。（圖 | 視覺中國）
當時國家已經改革開放，但辦體育的水平和思維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很多理念已經遠遠落后于國際。一個很小的例子是運動員的飲食，在比利時比賽時，晚餐吃牛肉，牛肉很嫩，沒有完全烤熟，還略帶血絲，郎平聽說這種吃法營養價值比熟透吃要高好幾倍，驚嘆地說“難怪歐洲運動員普遍壯實些”。后來又看到古巴隊早餐吃火腿、雞蛋，中國女排隊員們也開始改變過去早餐不吃肉食的習慣。
郎平有暈車、暈機的毛病，每次出國比賽，一下飛機都會暈乎乎的，花很長時間才能恢復過來，給訓練和比賽帶來了不小的影響。有回訪問美國時，和女排同機的有一支洛杉磯少年足球隊，在20多個小時的長途飛行中，少年們一個個戴著耳機邊聽邊唱邊扭，精力旺盛。“這說明他們身體的適應能力很強，這方面我們中國運動員是有很大差距的。”郎平善于觀察、喜歡思考的習慣為她后來的執教帶來了很多幫助，也讓她開闊了眼界，加深了對排球、對體育的思考。
后來雖然郎平在北京奧運會上率隊擊敗了中國女排，但賽后也沒有出現大家擔憂的鋪天蓋地的指責聲。如今回過頭去看第一次執教中國女排，有人覺得郎平沒有率隊拿到世界冠軍留有遺憾，但郎平不這么想，“我覺得拿世界冠軍最好了，但是世界冠軍只有一個，不可能人人都拿，只要盡力就足夠了，對我自己而言我是沒有遺憾的”。
2008年8月9日，郎平作為美國女排主教練在北京奧運會與日本隊的比賽中指導隊員。（圖 | 視覺中國）
有一件事情對郎平觸動很大，苦練近10年的美國隊在洛杉磯奧運會上與金牌失之交臂后，主攻手海曼選擇退出國家隊，去日本的大榮隊打球，1985年在一場比賽中突然暈倒，在送往醫院的途中心臟停止跳動，死于心血管疾病。她的主教練塞林格深受打擊，為了紀念這位愛徒，他還去了大榮隊當教練。對海曼的死，郎平也很震驚，她和海曼雖然在球場上是對手，但私交很好，每次去美國或者在其他地方的比賽中遇到，兩人都有很多話談，從比賽訓練、傷病困擾到戀愛、結婚……在競技場上浮沉近40年后，郎平對體育已經有了更為超脫的看法。
2019年元旦檔票房數據不及去年，加之“刷票門”影響，影視行業股票開年即應聲下跌。
2018票房數據亮眼
日前，阿里影業官方、藝恩電影智庫相繼發布了中國電影2018年總票房統計，各項數據表現喜人。
全國電影全年觀影人次達17.16億，總票房達到了609.76億元，國產電影票房貢獻率超過了六成。相比2017年，2018年觀影人次同比增長5.93%，總票房同比增長率為9.06%，國產片票房貢獻率也有所提升。
2018年進口片市場份額下滑至37.8%，分賬票房為214.6億元、同比下滑10.6%，這是2013年以來進口片票房首次出現下滑。相反，去年國產片表現搶眼，成為拉動國內票房增長的核心動力。具體來看，全年國內上映了國產片393部，國外引進122部，票房過億的影片有80部。在票房榜前十名中，有6部為國產片，并且前四名均為國產片。
其中，《紅海行動》豆瓣評分8.3，全年票房逾34億元排行榜首，實現口碑、票房雙豐收。《我不是藥神》引發的抗癌藥話題持續引爆各大社交網絡，電影豆瓣評分9.0，是全年評分最高的華語電影。《唐人街探案2》和《西紅柿首富》票房居喜劇片前兩名。
影視股遭遇“寒冬”
然而，在票房數據喜人的背后，影視行業因遭遇嚴查偷稅漏稅、融資并購受限、行業競爭加劇和資本市場寒冬等綜合影響，市場投資熱情并不高漲，A股傳媒行業板塊跑輸大盤。
數據顯示，申萬傳媒行業2018年跌幅為39.58%，跑輸同期滬深300的下跌25.31%。文化傳媒板塊的66只成份股僅視覺中國及鳳凰傳媒兩只股票漲幅為正。即使是成功押注《我不是藥神》、《戰狼2》的北京文化，全年股價也下跌了24.39%。
與此同時，影視動漫行業的上市公司業績也并不亮眼。從已公布年度業績預告的公司來看，預計業績同比上漲的公司數量較少，慈文傳媒預告將實現凈利潤約4.5億元至5億元，同比增長10%~22%。
更多的是可能出現業績下滑的預告，其中，文投控股、華錄百納表示可能出現虧損；中廣天擇預計凈利潤將下滑50%以上；金逸影視、萬達電影、長城影視也可能出現下滑，變動幅度在同比下滑30%到同比增長10%之間。
此外，受嚴查稅收等影視行業監管風暴影響，電影投資更趨謹慎。數據顯示，2018年9月份開始，電影開拍數量大幅下降。2018年前10月共開拍504部電影，相比2017年下降約130部。研究表明，這或將對2019年及2020年國產影片供給產生一定的影響。
元旦檔電影
“黯然”開場
今年元旦檔電影票房數據表現不如去年。今年元旦檔觀影人數為2736萬人，不及去年的3647萬人。三天票房總收入為9.9億元，相比去年同期的12.7億元，下滑逾兩成。
具體來看，2018年12月31日單日票房超過5億元，是前一天2.46億元的兩倍多。元旦當天為2.37億元，不到前一天的一半。并且，之后兩天的日票房數據也出現斷崖式下跌，1月2日、3日分別僅為6631萬元及6220萬元。
據了解，元旦檔電影共有9部在映，背后涉及多家上市公司，反映在二級市場上，對應的股票元旦后首日開盤跌幅明顯。
《云南蟲谷》于2018年12月29日上映，當日票房為6461萬元，超過《來電狂響》居當日電影票房首位，但口碑指數僅4.54，大幅低于同期上映的其他電影，此后兩天電影票房斷崖式下跌，上映4日總票房不到1.5億元。該片表現平平，其發行公司華誼兄弟元旦后首日開盤大跌逾6%。
口碑不錯的《來電狂響》連續三天霸榜單日票房首位，1月1日至3日的單日票房數據分別為9412萬元、3334萬元及2748萬元，三天累計貢獻25%的票房，領跑電影市場。其出品方及聯合出品方陣容強大，涉及的公司包括新麗傳媒、貓眼微影、北京文化、萬達影視、橫店影業等。盡管《來電狂響》表現不俗，但相關股票1月2日受大盤及傳媒板塊下跌影響，北京文化、橫店影視均以下跌收盤。
《地球最后的夜晚》于2018年12月31日上映，首映日收獲2.6億元票房，但第二天即出現斷崖式下跌，元旦當日僅收獲1119萬元，環比跌幅逾九成。該片是元旦檔中口碑最差的電影之一，豆瓣上不少觀眾僅給予了1星評價。其出品方及聯合出品方包括華策影視等公司。
屋漏偏逢連夜雨，這部上映第二天票房即“崩盤”的電影，還被指存在刷票行為，盡管片方緊急澄清，仍無法阻擋華策影視股價下跌。1月2日，華策影視以跌停價收盤，1月3日繼續收跌3.47%。
觀影消費更重視口碑
元旦檔票房數據不如去年，一部分原因或由于評分高的電影數量較少，可供選擇的電影不多。
2019年元旦期間新上映的電影僅4部，《來電狂響》、《地球最后的夜晚》和《云南蟲谷》、《斷片之險途奪寶》，這四部電影的豆瓣評分并不高，前兩部評分分別為6.0和6.9，后兩部分別僅為3.5和2.6。
相比之下，2018年元旦檔的電影評分更高。雖上映的電影同樣為4部，但《妖鈴鈴》、《前任3》、《二代妖精今生有幸》、《解憂雜貨店》的總體評分均在5.0左右，內容也深受都市青年所喜愛。
這表明，電影評分與票房收入成正比，國內觀影消費逐漸注重電影口碑。并且，民眾更愿意掏錢觀看口碑好的電影，這就導致了電影票房數據與口碑呈現正相關關系。
2018年國內觀影人次突破17億，與此同時，電影價格也有所提升。2018年電影平均票價為32.95元，同比提高0.62元，平均票價在經歷連續3年下滑后首次實現正增長。這與國產片質量的提高不無關系：全年國產片平均評分為6.9分，高于2017年的6.0分。
從另一方面來看，內容通俗易懂的喜劇電影更受民眾喜愛，這從票房收入前十名中有兩部為喜劇片即可看出。當然，這也與觀影人結構向三四線城市下沉有關。
2018年三至五線城市的票房增速高于一二線城市。其中，四五線城市分別同比增長13.9%和15%，而一二線城市的增速僅為3.7%和6.3%。研究表明，三四五線城市民眾的觀影習慣尚未形成，從眾心理較為普遍，而頭部喜劇片在三四五線城市的票房中貢獻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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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機前一周，突然收到某資方通知，資金無法按時到位。在資金缺口百分之五十的情況下，冒險開機。
一部有大公司華誼做出品方、有大流量王俊凱主演的電影也遭遇到這樣的境況，似乎給流傳了半年的“影視寒冬”說又添了佐證。
陸川在信中表示，“這一年我們這個行業出現了很大的變故，出現了很大的風波。很多項目停擺，很多公司歇業，很多同行編劇導演演員突然失去了工作，很多項目因為資金斷流而停在半路。”
這是很多圈內人共同的感受。
一邊是2015年左右開始涌入的熱錢撤退，融資難；一邊是稅務整頓和輿論失控，小公司倒閉，大公司市值蒸發。
前幾年還高歌猛進的電影行業，真的在這輪寒冬中被凍住了嗎？
“寒冬”中開機的《749局》
陸川親筆信（部分）
資本退潮中的頭部公司
最終，出手相援陸川的是北京文化。
2018年末，北京文化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了投資和宣發簽約，以第一投資方、第一出品方和宣發主控方的身份迎難而上，主導這個極具挑戰性的項目。
這家闖進娛樂產業才五年的公司，成績非常亮眼。
2017年出品的《戰狼2》成為華語影史票房冠軍，2018年參與出品的《我不是藥神》成為年度現象級影片，主控的小成本制作《無名之輩》以黑馬姿態豪取近8億票房。
在北京文化電影事業部總經理張苗看來，2018年的日子，確實不如前幾年這么好過了。
“三五年前，資本和整個電影相關的產業都是非常親密的狀態，但2018年，尤其是下半年的狀態是，只有優質資金在參與電影，投資電影的資金突然變得非常理智了。”
張苗認為電影行業的資金可以分為四類：
第一是“帶著資源的資金”，這個資源是對電影的制作、宣發、放映這條完整的生物鏈有幫助作用的；
第二是起碼能尊重理解整個電影創作過程的資金；
第三種再降低一級要求，不會干擾創作的資金；
第四種是非本行業資金，也就是所謂的熱錢，“一方面給電影市場帶來了比較充沛的資金，但是這種資金有很強的逐利性，市場發生變化和挑戰加劇時，第一輪退去的也是這些資金，所以讓大家感受到寒意。”
北京文化的三大招牌↑
新麗電影CEO李寧分析，跨界資本都是逐利的，但電影作品是兼具商業屬性和藝術屬性的，不可能每部電影都盈利，這也造成了跨界資本對電影行業漸趨冷靜。
李寧透露，行業中確實有一些朋友的中型甚至是大型電影項目停滯了，主要是因為跨界資本突然決定按兵不動。
官方數據也可以給目前的現象提供佐證——
根據電影局官網公布的立項信息，新浪娛樂統計了2015年到2018年（每年1月上旬到12月上旬）的故事片立項數量，2015年立項2855部，2016年和2017年分別有3161部、3099部，而2018年同期的數據有所回落，僅有3012部。
資本退潮后，整個行業真的窮困潦倒了嗎？
陸川入行18年，他回憶，剛剛入行的時候，才是行業最窮最困難之時。“缺錢沒什么大不了的，缺錢曾經是中國電影的常態。”
“其實資本上的困難、創作上的困難、都是一個正常的過程，并沒有說以前就不困難，也沒有說以后我們就不會困難了”，李寧1999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畢業，在發行、院線、制作等產業的各個環節都有豐富的從業經歷，在他看來，影視寒冬論是過于放大了資本退潮的負面影響。
“寒冬理論就是一個悖論，是一個謬論。2000年市場大盤只有10個億的時候，我們去做項目投資開發、電影院線建設的時候，更困難啊。當時我們作為電影學院畢業的學生，可能覺得中國市場并沒有希望，會考慮要不要轉行做電視或者出國去尋找機會。你看現在好萊塢頭部的導演、演員、大公司和全世界的賣家都會覺得中國市場是值得期待的，現在都來中國找機會。”
新麗出品《妖貓傳》
2015年電影市場騰飛，幾乎達到了是個公司就要增加影視板塊、是個影視項目就能融到錢的狀況。有大批公司在這期間誕生，也有一批公司迷失了自我。
《大護法》的出品方好傳動畫CEO尚游回憶，2015年和2016年是融資最火熱的時候，“當時出現了十幾二十億超高估值的動畫公司，特別是2015年出現了《大圣歸來》，一下子10個億的票房，資本就瘋狂了。當時整個資本市場狀態也好，股災沒來，房地產市場也推得很高，資金流動性特別好，大家愿意拿出來投資，動畫公司也便宜，很多資本開始出來布局。”
另一方面，平臺和渠道也在拔苗助長。
比如有的平臺打出了一年100部番劇的發展目標，事實上中國動畫的創作能力和產量并不足以支撐這個數量。
中國動畫公司吃不下這塊市場，只能找海外成熟的團隊去做，制作紅利都流到了海外，最后生產的作品同質化問題嚴重。而以前很優秀的國產動畫公司，也在快速追求發展、掙快錢的過程中自廢武功，喪失了本身的原創力。
如今資本褪去，首先被沖擊的正是這一批被熱錢寵壞了的公司。市場究竟需不需要這么多家影視公司，2018的市場已經做出了回答。
寒冬成為影視產業進行整合和洗牌的階段，李寧和張苗都表示，真正的頭部公司其實沒有受到影響，專業的資金一直都在。
“我們北京文化對這個現象感受不是特別明顯，我們的項目還在開，作為上市公司我們的資金沒問題，體系內創作者狀態也非常好”，張苗說。
2017年，北京文化曾經官宣成本30億的航母級項目《封神三部曲》。據悉，如今的市場環境并不會影響北京文化對這部戲的大投資策略，至始至終的目標都是要做成里程碑式的作品，會用雄厚的資金去完成。
新麗電影出品的《妖貓傳》2017年年末上映，盡管國內票房不理想，但口碑甚佳，李寧透露，對于這類有藝術高度的大投資影片，新麗還是會堅持投資，與陳凱歌導演合作的下一部電影預計2019年年中開機。
2019年將會是新麗電影的大年，預計有五六部電影上映。
電影營銷行業的頭部公司也表示合作的項目并沒有受到所謂“影視寒冬”的影響。
麥特CEO陳礪志透露：“能夠明顯地感受到很多項目‘傳聞’下馬或者暫停，但由于我們合作的公司或者項目都是行業內質量方面比較過硬的，所以真正與我們有關聯的公司或者項目，沒有發現變少。”
李寧認為，“由2015年產生的這種狂熱的跨界資本的冷靜和放緩，造成了一些非頭部的新型公司和非頭部的非主流公司會出現一些發展減緩、項目暫停，這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它并不能改變我們主流的公司繼續前進。”
《妖貓傳》時期的陳凱歌
2015年的B面
2018年的“影視寒冬”，實際上是相較于2015年市場的高歌猛進而出現的一種感受。
被電影人頻頻提及的2015年到底是怎樣的呢？
當年7月，票房累計54.9億，成為華語影史首個單月破50億的月份，《捉妖記》超越《泰囧》成為華語片總票房冠軍，華語電影正式進入20億時代。
2015年12月3日，中國電影票房首次過400億元大關，2015年全年總票房440.69億，同比增長48.7%。
票房高走，產業一片欣欣向榮，但業內人士注意到了陽光背后的陰影——
導演非行在2015年年初、這個大ip最火的時代接下了《鬼吹燈》系列三部曲的拍攝任務。
2016年建組籌備時，他發現主創軋戲已經成為非常普遍的現象。“當時我找了一個美術，人家直說了可能精力不夠，因為同時軋了幾個戲。我覺得很神奇的是，他在我看來專業還不是特別拔尖，名氣也不是很大，所以我是希望他能夠全力以赴來給我工作的，結果告訴我他沒時間。然后過段時間告訴我一件事兒，那三部戲他也全推了。我說你干嗎去了？他說我去當導演去了。”
產業紅紅火火，行業門檻開始降低。
非行透露，“我一個特別好的哥們兒是特效公司老板，我的《云南蟲谷》想請他幫一下忙。他告訴我沒時間，要去當導演去了。我說，你當導演？怎么回事兒？他說，不是我想當導演，是那個投資方求我當導演。我說，第一你不是導演出身的人，第二你沒有成功的作品在前，為什么要求你？他說因為投資方實在找不到導演了，把我拉過去了。那我就想問一下投資方，你為什么要拍這個戲呢？可能也是不知道哪個資本方給了一個錢，要近期把它花掉。”
《云南蟲谷》
熱錢的涌入，出現了不少匆匆上馬、質量堪憂的電影。
2014年年初《爸爸去哪兒》大電影橫掃7億票房，2015年年初《奔跑吧！兄弟》大電影又拿下近5億票房。
當年導演馮小剛就炮轟過綜藝電影，“一部電影，5天或者10天拍完，掙好多個億，讓投資人心都亂了，他們只會去搶這種項目，不再有人去投那些需要耗費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的電影。這讓電影人心都涼了，今后還會有人去好好的拍一部電影嗎？”
錢多了，項目多了，電影人都被資本綁架了。
編劇汪海林不解，為什么資本在選擇我們看來最low的劇本？
“以前我都是面對導演談劇本，這些年我是面對會計談劇本，各個公司都是跟我算賬，問預估票房是多少，有時候算完說肯定不賺錢，就不上了。現在我們在用財務思維做電影，很多公司都這樣。”
而票房奇跡的背后，本身也是亂象叢生。
2015年5月3日，導演高群書寫下一條微博：“現在有首日不買5000萬以上票房三天能過億的電影嗎？”
導演高群書微博
2016年3月，《葉問3》買票房事件，更暴露了非法金融手段利用蒸蒸日上的電影市場進行斂財的現狀。
對于行業怪象，電影人從來沒有停止過呼吁，他們認為中國電影還在高速發展的初級階段，只能寄希望于行業整體的進步，讓市場進入一個有序健康平穩的發展階段。
《葉問3》
內容與終端的好時代
大家期待的更專業更冷靜的電影市場環境，可能正在2018年悄悄到來。
資本退潮，讓曾經的行業亂象無所遁形，失去了蔓延的溫床。伯樂營銷CEO張文伯表示，“片子總數變少是一個好現象，這幾年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比較嚴重，資本退潮對于行業是好事，雖然總量變少，但優質內容的比例反而可能更高了。”
呼喚了多年的“內容為王”，開始迎來好時代。
李寧認為觀眾對優質內容給予的回饋，是2018市場釋放的最好信號。“2018年有一個特點，口碑差、票房高的片子基本沒出現”；
另一方面，軍事題材的《紅海行動》、與觀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我不是藥神》、小成本的《無名之輩》，都不是大特效大IP，也沒有流量明星，更不是娛樂化的東西，但都獲得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
“新導演、新類型、中低成本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這給創作端注入了一些信心，有了新的拓展空間。”
張苗對2018年電影市場的最大感受是，頭部效應變得非常明顯。
“優秀的作品，觀眾的反響比想象中還要好；不盡如人意的作品，損失比想象中還要大。以前再差的影片，宣發虧損不會特別多，今年賺錢的影片不多，有的連宣發收入可能都不能回本。”
而頭部作品的概念也在2018變得更加多元化。
之前比較窄的理解就是投資高、高水準的制作、最一線的創作者參與，但《無名之輩》這樣小成本口碑佳作的出現，讓張苗發現頭部作品應該滿足“強刺激、強共鳴、強共情”的特點。
“優良制作和大卡司的項目比較趨于起碼完成第一點強刺激，起碼有強娛樂性強刺激性。《戰狼2》的溝通中，我聽到吳京導演說到的最多的一個詞就是情緒，這是在劇本階段就作為重要的目標去做的，那時候還沒有人去總結強共鳴強共情。很多影片從工業化程度和卡司陣容因素去衡量都是很好的，但是中國的電影觀眾和市場成長到今天，我看到特別明顯的狀況，也是我們制片的重要考慮，觀眾喜歡看到什么呢？觀眾到了一個特別想看到自己的階段，所以我們在講故事和選擇項目時，希望觀眾能在熒幕上看到自己。”
李寧預測，未來幾年電影市場好內容會越來越多。因為電影的周期性，近兩年觀眾看到的所謂“爛片”，有一些可能是在2015年、2016年拿到熱錢后生產的產品。
如今電影市場投資環境趨冷，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還能開拍的，基本都是專業資本深思熟慮的作品，成功率也會相對高。
12月11日，國家電影局引發《關于加快電影院建設促進市場繁榮發展的意見》的通知，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國加入城市電影院線的電影院銀幕總數達到8萬塊以上”和“縣級城市影院數量穩步增長”。
李寧認為，中國電影市場這兩年的飛速發展也得益于影院的發展，而從終端未來的情況來看，中國最大的市場潛力還在未來幾年。
“2018年從各種大數據來看，觀眾的增長其實來源于幾個領域：
一是來自四五線城市的新觀眾；
二是更年輕的觀眾，就是05后；
三是老年人，以前從來沒有上過電影院的觀眾也走到電影院。
另外，我們日常的觀影習慣和人均觀影頻次其實遠遠不如發達國家，像美國、日本、新加坡等一些年均觀影頻次在三四次以上的國家，而我們中國實際人均觀影人次一旦膨脹起來，我們的2000億票房是指日可待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人均觀影次平均只有一次，相當于我們現在600億的票房，我們達到了3次，直接就2000億的票房。”
2018年，與其說是寒冬，不如說是飛速發展后的冷靜調整期。
2015年49%的票房增長率太過驚人，而2018年9%的增長率則更加符合市場規律，這是市場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
相關稅收政策調整后，行業也需要一個適應期。行業形象和行業信心也都需要重建。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尹鴻教授透露，“據我了解，很多優秀的項目資金到位了，但最近都沒敢啟動。”他分析，影視寒冬的這輪風暴，是個別影片的輿論失控，蔓延到整個產業。而政策調整后，創作者也要重新找回信心和創作邊界。
目前看來，相關政策也釋放出利好消息。
12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相關規定，明確表示電影發行收入將免征增值稅。某資深發行人士透露，票房在交完3.3%的稅后，回到發行公司手上的部分免征稅，這個優惠政策其實是一直存在的。但因為此前影視行業稅收政策調整，行業內也都人心惶惶，如今有明確通知確認這一政策，也是給大家吃了定心丸。
無論如何，對觀眾而言，未來會是很好的時代，畢竟，沒有好作品才是真正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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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2018年最后兩天，中國電影票房終于艱難突破600億。2018年12月31日晚，國家電影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電影保持多年來的增長態勢，全年共生產故事影片902部，全國票房首破600億元，達到609億元，較去年同期增長9.06%，實現票房新高。600億曾是中國眾多電影人期待的數字，因為全球第一大票倉北美票房多年來也一直維持在100億美金出頭，按照此前的匯率，600億意味著與北美票房相當，然而隨著匯率的變化，目前看中國電影票房跟北美還是有一段差距。
而跟北美票房類似的是，票房的增速正在不斷下滑，業內擔憂中國電影票房恐陷入北美的滯漲困境。貓眼研究院認為，國內票房破600億大關，但增速為近三年首次低于10%，降溫信號明顯。不過，增速仍遠高于北美，與北美差距進一步縮小。
可以看到，隨著人口紅利消退，小鎮青年票房推動力正在下降，中國電影前景并不容樂觀。元旦檔票房遇冷就再次給中國電影票房市場敲響了警鐘。根據藝恩網數據，2019年元旦檔票房僅錄得10.5億，同比下降17.3%。北大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陳少峰向第一財經表示，預計今年票房會與2018年相當，去年票房增長背后是高口碑電影增加，中國電影要持續增加，需要繼續提高電影質量，這樣才會有前途。
去年，國產影片票房378.97億元，市場占比62.15%。有《紅海行動》這樣的優秀主旋律電影，也有《唐人街探案》這樣的高票房喜劇電影，更有《我不是藥神》這樣的高口碑現實題材電影，足見國產電影質量在提升，票房占比已經穩超好萊塢大片。
那么，2019年電影質量會有提升么？這恐怕要打個大大的問號了。陳少峰指出，去年電影產業撤資比較厲害，估計今年電影數量會減少。去年以來，很多電影公司面臨困境。從年初開始，資本撤離大環境開始蔓延，再加上如今頻出的整治措施，接連的”地震“，印證這影視產業寒冬的到來，這更加對電影制作公司提出高要求，數量下滑后，質量必須提升才能穩住當年票房持續增長的局面。
另一方面，院線或影院方的寒冬仍將繼續。貓眼數據顯示，電影熒幕數突破6萬塊，單銀幕票房產出繼續下降，影院經濟效益面臨瓶頸，影投市場集中度下降；新增影院和關閉影院數據較往年都有增長，影院迭代速度加快，市場淘汰加速。近期，金逸影視(002905.SZ)發布業績預告，預計金逸影視2018年1-12月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1.43億至2.33億，同比變動-32.40%至10.15%，傳媒行業平均凈利潤增長率為6.95%。利潤下滑背后是影院租金持續高漲以及上座率持續下滑。金逸的數據現實，目前，單影院的平均年租金為100萬元。無獨有偶，去年12月6日，星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00198.HK）發布公告稱，截至11月份，集團總共欠下的員工薪酬、物業租金和影片供應商版權費等合計4.79億港元，此外貸款未償還本金額及應計利息分別為約34.86億港元及2.89億港元。星美控股還公告稱，截至去年11月30日，星美旗下約320家影院，其中約140家暫停營業。
據藝恩數據統計，2018年有2578 家(占全部影院的33.13%)票房低于平均的租金成本，營業壓力較大。2017 年退出市場的影院數量上升至 245 家,相對于2016年倒逼影院數量增加了131%。僅 2018 年上半年，退出市場的影院數量就達到167家。
對此，陳少峰指出，未來，無論是制作公司還是院線公司，兩極分化將日益明顯，行業內并購也必將加速。正如業內經常所說，寒冬中方能體現企業的真實水平，或許今年電影產業發展并不會太順利，但哪些能夠持續做出好作品的公司終將勝出，也必將帶領中國電影產業度過寒冬并進入一個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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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晚會是由來已久的全民狂歡盛典，今年的晚會首先在數量上持續上升，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的三天假期里，有12家衛視舉辦了13臺晚會。那么今年的跨年大混戰，各大衛視都拿出了怎樣的看家本領，整體又呈現出怎樣的變化趨勢？
冠名更迭、錯峰編排、內容差異，跨年晚會新趨勢
一是冠名商的更迭。北京、深圳、四川衛視跨年晚會的冠名商是汽車品牌雷克薩斯、東風日產、一汽大眾，東方衛視是老板電器。一場跨年晚會需要品牌方投入極大的資金支持，以往冠名大多來自高端汽車、電器、手機等價格較高的實體產品。
而今年，拼多多、全民小視頻、抖音分別成為了今年湖南衛視、浙江衛視、江蘇衛視的冠名商。這些互聯網品牌、低門檻的消費內容已經充斥著大眾的生活，并借助衛視演唱會進一步增強影響力。
二是錯峰編排。浙江衛視“領跑2019”在30號提前舉行，央視元旦晚會、安徽衛視國劇盛典、四川衛視在1月1日播出，其余9場晚會集中在31日晚，包括湖南、東方、江蘇、北京、天津的5場跨年演唱會，和浙江、深圳、廣東、吉林5場文化晚會。
浙江衛視于2016年提出了“領跑”跨年的概念，“領跑2017”演唱會打破常規在12月30日晚舉行，“領跑2018、2019”皆是如此。提前一天，雖然失去了在跨年夜與觀眾共同倒計時的儀式感，但在明星的邀請，收視率和話題度上占據了極大的優勢。
二是歌舞表演到文化跨年的轉變。最初的衛視跨年晚會都是清一色的歌舞表演，2015年12月31日，《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首次在深圳衛視播出，成為跨年夜電視熒屏上的新品類。浙江衛視在2017年底啟動“思想跨年”，在12月31日晚播出，以“30日晚領跑演唱會+31日晚思想跨年”的組合形式，娛樂、文化兩手抓。
今年的文化跨年的隊伍進一步壯大，廣東衛視以“更好的明年”為主題邀請一眾財經大咖了王石、郎咸平、王牧笛、胡潤、馬光遠等多位財經大咖分享2018至2019年的經濟形勢。吉林衛視“逐夢2019”跨年直播，邀請魏大勛、大鵬、孫怡等吉林明星，以演播室訪談+VCR穿插的形式回顧吉林多年來的發展，講述普通人的奮斗故事。知識跨年、思想跨年、財富跨年、紀實跨年，演講、分享、對談等靜下來的正在成為一種新的跨年方式，這與近年來文化類節目的熱潮和知識付費的興起密切相關。
四是二三線衛視入局，內容差異化更為明顯。除了上述提到的廣東衛視、吉林衛視外，黑龍江衛視、河北衛視同步播出北京衛視冰雪盛典，四川衛視跨年演唱會延續“花開天下”品牌，將四川、廣州不同地域風貌相結合。安徽衛視用“國劇盛典”獻禮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天津衛視以“感恩2019”為主題。
即便文化跨年成為一種新風尚，二三線衛視試圖以差異化內容突圍，大眾的目光還是主要集中在了一線衛視五臺跨年演唱會，不變的依然是陣容的比拼，流量的爭搶。
一線衛視爭奪流量，跨年大戰鹿死誰手？
演藝圈新老更迭速度之快肉眼可見，從《偶像練習生》走出的蔡徐坤、陳立農、尤長靖、王子異、坤音四子、樂華七子，《創造101》選出的火箭少女101都成了晚會的流量擔當，蔡徐坤更是前后腳登上浙江和東方兩臺晚會。
TFBOYS與湖南衛視保持著穩定的合作關系，連續4年登臺。自2015年回國以來，吳亦凡分別去了浙江、湖南、江蘇、東方四家衛視跨年，去年在江蘇衛視跨年的鹿晗，今年又重回浙江與《奔跑吧》兄弟重聚。黃子韜2016年缺席湖南跨年之后，連續兩年登上東方衛視。原本跟隨《極限挑戰》在東方跨年的張藝興，這兩年都選擇了湖南衛視。
演員方面，李易峰參加了央視的元旦晚會，楊洋并未露面。今年因熱播劇《延禧攻略》、《鎮魂》、《香蜜沉沉燼如霜》、《你和我的傾城時光》等受到廣泛關注的吳謹言、許凱、朱一龍、白宇、鄧倫、金瀚成為各大衛視陣容里不可缺少的一員。
對于五個一線衛視而言，不僅要有難得出手的陣容，還要從內容編排、舞美視覺、觀眾互動各方面入手，畢竟手握遙控器的觀眾說換臺就換臺。30號播出“領跑2019”演出會的浙江衛視無人競爭，31號跨年晚會的競爭集中在了湖南、江蘇、東方、北京四家身上。
當晚，有許多網友表示跨年當晚自己在看其他臺的跨年演唱會，突然電視直接跳出了江蘇衛視的廣告，并且自動轉至江蘇衛視。隨后，再按遙控器卻沒有任何反應，直接失靈，唯一的辦法就是關機重新啟動，才恢復正常。
對于網友的質疑，江蘇衛視和酷喵影視次日給出了回應，表示是智能盒子的引導，不過如此強制性的引導，也難怪會引發爭議。
跨年演唱會結束之后，江蘇衛視和湖南衛視都宣稱取得了收視第一。從CSM52城收視率來看，江蘇衛視1.750占據榜首，湖南衛視1.499位居第二；按全國網數據，湖南衛視1.83%拿下收視冠軍，江蘇衛視1.11位居其后。
其實不管是對于同一時段的電視劇、綜藝或者大型晚會，多家衛視同時發大字報自稱收視第一的情況并不少見。選擇的樣本不同、采用的數據不同，自然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就會有多個收視第一。收視冠軍成謎的跨年晚會落下帷幕，2019年的衛視競爭才剛剛開始。最后附上各大衛視跨年晚會的精彩看點。
央視：春晚級主持、嘉賓陣容，全民放歌新時代
央視“放歌新時代”2019元旦晚會于1月1日晚播出，由董卿、康輝、朱迅、李思思、尼格買提、李佳明、段純、劉晶晶組成的主持陣容不亞于春節聯歡晚會。
嘉賓陣容同樣顯示了央視作為國家臺的實力，殷秀梅、張也、閻維文、雷佳、李易峰、朱一龍、楊穎、吳磊、黃景瑜、米雪、張衛健、陳小春、阮經天等近50位老中青三代、兩岸三地演藝界人士齊聚一堂，帶來《相親相愛》、《贊贊新時代》、《在你偉大懷抱里》等歌曲。
此外，我國重大建設成果的總工程師、設計師代表劉曉東、謝軍、王啟明、郭鷂，時代楷模楊利偉、李彥宏，奧運冠軍鄒市明、武大靖、范可新、趙麗娜都特別亮相，與全國人民共同慶祝2019年的到來。
湖南衛視：劉歡、韓紅鎮場，TFBOYS成年首秀
湖南衛視2019跨年演唱會打出了“青春19潮我看”的旗號，最切合這一主題的當屬剛成年的TFBOYS，王俊凱、王源、易烊千璽第四次登上湖南衛視跨年演唱會，帶來成年后的舞臺首秀。
王牌綜藝嘉賓占據了陣容的一大部分，剛官宣加盟《歌手》的劉歡演唱了經典曲目《我和你》，第三季歌王韓紅演繹了《遇見飛天》。吳青峰、譚維維、華晨宇、徐佳瑩，《親愛的客棧》劉濤、陳翔、武藝、王鶴棣、沈月、馬思超，《聲入人心》“六子”王晰、阿云嘎、鄭云龍、高天鶴、蔡程昱、石凱都帶來了精彩表演。
此外，梁靜茹、羅志祥、張藝興、宋茜、火箭少女101、程瀟，熱播劇主演《鎮魂》朱一龍，《延禧攻略》秦嵐，《香蜜沉沉燼如霜》楊紫，中國女排郎平、袁心玥、劉晏含、段小放，中國男子短道速滑隊武大靖、韓天宇、許宏志、陳德全也驚喜亮相。
除了超豪華的嘉賓陣容，湖南衛視歷年跨年演唱會的保留看點，便是快樂家族和天天兄弟的同臺主持和帶隊比拼。今年除了兩隊之外，第二梯隊“天天四小花”和主持新生團也出現了現場，這一年來平臺對新人的扶持力度之大肉眼可見。
浙江衛視：領跑+思想“雙響炮”，綜藝天團+《偶像練習生》
此次的“領跑2019”演唱會聚集了熱血、情懷、夢想、青春、信念、勇氣、能量六大跑道共40余位嘉賓，與熱播綜藝深度綁定。王牌真人秀《奔跑吧》是主推項目，海報中心的成龍、鄧超開場獻唱《男兒當自強》，“伐木累”鄧超、楊穎、李晨、陳赫、鄭愷、王祖藍、鹿晗七人時隔兩年齊聚。
《夢想的聲音》導師林俊杰、譚維維、張靚穎、胡彥斌、王嘉爾（現場連線）齊聚，《我就是演員》韓雪、王曉晨、檀健次，《中國好聲音》導師李健及冠軍旦增尼瑪等多位學員悉數到場。
在自家綜藝陣容之外，還有蔡徐坤、陳立農、尤長靖、樂華七子十位《偶像練習生》成員再度同臺，收割一大波流量。“靖哥哥”黃日華現場演唱《射雕英雄傳》經典主題曲《世間始終你好》，2018年度霸屏神曲《目不轉睛》、《突然想起你》、《學貓叫》、《我們不一樣》、《沙漠駱駝》也在舞臺上重現。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開年大劇《推手》主演賈乃亮，作為特邀嘉賓“驚喜領跑官”帶來歌曲《遇見你又遇見愛情》，看得出這一編排十分用心。
31日晚的思想跨年，再次由財經作家吳曉波擔任總策劃。馬東擔任嘉賓主持，中國女排教練郎平、2050志愿者王堅博士、喜馬拉雅聯合創始人余建軍、攜程網聯合創始人梁建章、演員韓雪等行業大咖分享了各自對于未來的眺望與洞察。
江蘇衛視：CD級唱將+VR技術打造視覺系演唱會
江蘇衛視2109跨年演唱會依然遵循“演唱會”的高配置，李宇春第三年零點壓軸，《流行》、《新物種》、《木蘭》三曲聯唱，林俊杰、蔡依林、張杰、樸樹、周華健、張靚穎、李榮浩、陳偉霆、鄧紫棋等人也都帶來了真唱舞臺。
除了歌手們帶來的聽覺盛宴，視覺效果也是江蘇衛視區分于其他平臺的主要看點。今年VR技術的使用主要體現在三處，一是張杰演唱《最美的太陽》致敬建設者時，激光線條還原了港珠澳大橋建造過程。
二是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險的夢》時，舞臺營造出海洋的感覺，虛擬的美人魚在水底穿梭，不時躍出水面與林俊杰互動。
三是虛擬歌姬洛天依的破次元壁合作舞臺。繼去年與周華健合作《Let it go》后，洛天依今年與薛之謙合作《達拉崩吧》，然而黑衣人的登場讓呈現效果大打折扣。
東方衛視：吳亦凡黃子韜同框，唐嫣羅晉婚后首秀
東方衛視“夢圓東方·2019”跨年演唱會聚集了30多組嘉賓，流量、演員、歌手多方混搭。當家選秀節目《下一站傳奇》導師吳亦凡占據海報C位，跟他一同處在中軸線上的，還有黃子韜與蔡徐坤。
從公布陣容開始，吳亦凡、黃子韜能否同框就成為廣大群眾關注的重點。在零點送祝福時候，兩人終于同框，并擁抱互動，成功占據當晚熱搜高地。
除了“牛桃”合體，唐嫣羅晉也在東方衛視的舞臺上獻出了婚后首秀，《延禧攻略》四位主演聶遠、佘詩曼、吳謹言、許凱再次聚首。
北京衛視：首創冰雪實景跨年，中國搖滾力量齊聚
北京衛視以“天涯共此時，冰雪新篇章”為主題，與黑龍江衛視、河北衛視聯合打造跨年冰雪盛典，繼續為2022年北京冬奧會預熱。晚會在北京多地，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張家口崇禮滑雪場設立分會場，戶外冰雪場景帶來別具一格的視覺體驗。
韓磊、騰格爾、張惠妹、張信哲、張韶涵、周筆暢等實力唱將，汪峰、崔健、鄭鈞、張震岳、動力火車、黑豹樂隊、南征北戰等中國搖滾力量齊聚。騰格爾身穿花棉襖演唱《日不落》的畫面，播出后熱度居高不下。
此次跨年盛典的嘉賓陣容也越發國際化，不僅邀請到日本宅男女神花澤香菜獻唱《戀愛循環》，更有俄羅斯巨星季馬·比蘭與花樣冰滑冠軍尤利婭帶來《冰雪融化時》。此外，人氣組合ONER，青年演員關曉彤、宋祖兒、侯明昊、熊梓淇等人的加盟也為北京衛視吸引了一大批年輕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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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家政策明確支持行業發展
12月11日國家電影局印發《關于加快電影院建設促進電影市場繁榮發展的意見》。我們認為，已占據優勢區域資源、有能力提供良好觀影場所與設備、經營能力強的龍頭院線有望受益于電影市場總量擴大及政策表示支持并購重組的趨勢。同時，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對安裝巨幕系統、激光放映機、中西部地區新建影院、新建或擴建城鎮影院給予支持，價格合理、放映效果有保證的中國巨幕系統與中影巴可設備市場需求有望進一步增加。
二、全產業鏈經營優勢突出
我國進口影片管理堅持“一家進口、兩家發行”的原則，廣電總局授權中影集團進出口分公司唯一承擔境外影片的進口業務，由中影集團進出口分公司負責向中影集團電影發行分公司和華夏電影發行公司供片發行。公司各項業務中，發行、放映二者相互作用，院線市占率高有利于發行工作開展，發行有話語權可以壯大院線;中影數字發展向中影巴可采購數字放映設備，將電影數字放映系統提供給影院使用，影院根據實際使用該系統產生的票房與中影數字發展進行分成以減少影院一次性投入也是中影吸引加盟的優勢;中影上市公司及集團在進口電影發行上的絕對話語權使得其在參投國產大制作影片及中美合拍片上優勢突出，故公司全產業鏈經營優勢明顯。
三、投資建議
公司作為中國電影行業歷史最悠久、地位最重要、積淀最深厚的國有控股電影公司之一，在政策明確積極支持電影行業做大做強的背景下優勢突出，是產業鏈上各個環節不可忽視的一支力量。其中進口片發行業務擁有壟斷優勢，有望受益于2019年進口片強勢片單;放映業務受全國票房整體增長驅動，公司控股與參股院線借由加盟形式發展較快，在政策指引與市場環境綜合作用下有望進行進一步整合，制片業務增長來源于投資優質且豐富的電影項目，已經逐步摸索出成功率較高的投資邏輯，影視服務中中國巨幕系統與中影巴可設備市場需求有望進一步增加。我們預計公司2018-2020年凈利潤分別為14億元、13.57億元、15.53億元，分別對應EPS0.75元、0.73元、0.83元，公司業務覆蓋全產業鏈，收入構成豐富，參照院線行業其他公司估值(20x)，并給予一定估值溢價(10%)，我們給予公司2019年22x合理估值，對應2019年目標價16元，給予“買入-A”評級。
風險提示。進口片政策變動風險、制片制作業務毛利波動風險、優質內容票房低于預期導致公司收入增長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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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云四十年》藝術總指導、總撰稿、中央電視臺紀錄片導演夏蒙。
“這部紀錄片，要讓今天的人們特別是年輕觀眾們知道，我們從哪里出發、為什么出發。”12月25日晚，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紀錄片《風云四十年》在廣東衛視首播。首播前夕，該片藝術總指導、總撰稿、中央電視臺紀錄片導演夏蒙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說。
《風云四十年》是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廣播電視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制作的九集紀錄片，從偉大轉折、大地春潮、沖破藩籬、邁向市場等多個方面，記錄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歷程，展現了改革開放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還原了有關改革開放重大轉折和重要決策的歷史細節。
“每一集的開頭都要讓觀眾意想不到，才能吸引觀眾：從人物故事入手，從點到面，從人的命運改變說到中國改革開放的轉變，通過口述歷史還原重要歷史事件，再現今天、展望未來。”在夏蒙看來，紀錄片是記錄歷史的重要方式，也是體現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藝術形式，關鍵在于講好故事。
“大家總以為文獻紀錄片是很枯燥的，其實不然。國家的歷史也是由無數個人的歷史聚集在一起構建出來的。《風云四十年》就是用活生生的、一個一個人所經歷的事件，來展現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夏蒙說道。
從細節出發
時代周報：作為擅長以主旋律為拍攝題材的著名紀錄片導演，你為什么會接下《風云四十年》的藝術指導和總撰稿工作？
夏蒙：第一，廣東是改革開放大潮初起的地方。提起改革開放，廣東一定是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改革與開放這兩個關鍵詞，離不開廣東經驗、廣東實踐、廣東奮斗；第二，廣東多年以來一直十分重視紀錄片的創作，我們的合作有良好基礎。這次，廣東廣播電視臺領導對這部紀錄片的拍攝也是高度重視。此外，我和廣東臺的創作團隊也非常感謝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這些年來，他們一直致力于改革開放的研究，留存了很多歷史資料、人物訪談，其中包括很多已經離世的改革人物，留下了非常寶貴的口述歷史資料，讓《風云四十年》的內容更加豐富了。應該指出的是，我只參與了部分工作，最大量的工作是主創團隊完成的。
時代周報：2011年，你擔任總編導拍攝的文獻紀錄片《習仲勛》，曾創下2013年中央電視臺最高年度節目收視率。這次《風云四十年》也花比較大的篇幅講了廣東的內容，這之間是否有某種邏輯聯系？
夏蒙：廣東的改革開放要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習仲勛主政廣東開始。
當年，習仲勛同志在寶安調研時發現，僅僅一街之隔，香港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里則是十室九空、荒草凄凄，很荒涼。這種強烈的對比和反差給習仲勛同志造成的沖擊實在太大，也讓習仲勛同志認識到，問題的根源還是經濟沒有搞上去，要改革不合理的體制，實行對外開放，利用廣東比鄰港澳的優勢，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0年，《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獲批，大規模的經濟特區建設正式拉開了帷幕。直到今天，改革開放對廣東的影響仍舊意義深遠。
時代周報：要在九集的內容里濃縮、展現40年間有關改革開放重大轉折和重要決策的歷史細節，你的取舍標準是什么？
夏蒙：40年的歷史是紛繁復雜的。我們在制作紀錄片的過程中，必須作出選擇。我們通過對40年改革開放歷程的梳理，選取了在當時有巨大影響、在今天也有深遠歷史意義、現實意義的事件，比如恢復高考、小崗村等一些農村實行的“大包干”、設立深圳經濟特區、清遠國有企業改革、價格闖關、改善民生等。
另外我想強調一點，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中，有很多記憶彌足珍貴，包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但如果簡單敘述歷史，對當代的年輕人來說，可能太過單調，不容易引起他們的興趣，如果能落實到具體的人物和事件上，就會發現許多有意思的細節。為此，《風云四十年》的編導們從2016年開始籌備，輾轉廣東、福建、新疆、浙江、安徽等全國多個省份取景，同時也利用了海南中改院的許多素材，采訪了超過300個人物，最終展現出來的有200余位。正是他們的講述，他們所親歷的許多故事，還原了改革開放40年的生動歷史。比如36年前，浙江省義烏小商品市場第一批經營戶馮愛倩與浙江省原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的一次爭吵，吵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中國義烏小商品市場。再比如中山大學教授、中山大學1977級中文系學生吳承學說：“（恢復高考讓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真正地走上了正軌。（與此同時，高考也）跟我們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關，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正是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件，串起了改革開放40年風云變幻、精彩紛呈的歷史，也正是靠這樣的細節，《風云四十年》才能如此引人入勝。
紀錄片也要講故事
時代周報：你好像特別看重年輕一代對《風云四十年》的接受與喜愛程度，為什么？
夏蒙：國家記憶的傳承需要年輕人的參與，只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才會有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讓我十分欣慰的是，參與這部紀錄片創作的廣東廣播電視臺的編導們都十分年輕，通過這部紀錄片的制作，他們真正理解了這段歷史。事實上，也因為他們的活力，他們年輕的視角，使這部講述歷史的紀錄片有了一些青春的氣息。
改革開放40年間，至少經歷了兩代人。90后、00后這一輩人的爺爺和父親大部分都是改革開放重要事件的親歷者。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的影響不僅僅在這40年，它還將深遠影響后來的人。所以《風云四十年》采取了多樣化的藝術手段，更貼合當下受眾偏好的方式來講述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將豐富的人物故事、生動的口述歷史、優美的電視畫面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明快、清新、自然的風格。
新時代面臨許多新挑戰，也帶來許多新機遇。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在近來年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現在很難離開微信等即時通讀工具，B站、抖音等短視頻更是大行其道。我們應該承認，微信、各種短視頻網站和APP確實改變了人們的收視和閱讀習慣，我們不能無視這些新媒體的崛起，但又要正確認識紀錄片人的職責與擔當，要用高水平的紀錄片創作給觀眾更多視聽享受與更多嚴肅的思考。
在《風云四十年》中，每一集我們都在討論中集思廣益，融入了很多短小的故事，確保觀眾在對一個故事產生疲倦之前，馬上有新的故事展開。同時，這些短小的故事也非常便于拆分為一個一個小的視頻，在微博、微信、B站、豆瓣以及一些短視頻APP上進行傳播。
時代周報：除了《風云四十年》，你還拍了不少主旋律紀錄片，如為紀念建黨95周年拍攝的32集文獻紀錄片《筑夢路上》、紀念建軍90周年拍攝了《永遠的軍魂》，在你看來，應該如何通過主旋律紀錄片講好中國故事？
夏蒙：紀錄片是記錄歷史、還原歷史的重要方式，也是體現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藝術形式。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到要講好中國故事，創作無愧于時代的文藝作品，我們有責任和義務不辜負新時代，努力拍攝制作更多高質量的中國紀錄片。
紀錄片的生命在于真實，而真實的記錄要想引人入勝，就必須重視敘述技巧，就是通常所說的“紀錄片也要講故事”。我從2015年拍《筑夢路上》，就開始嘗試用比較快的節奏進行紀錄片的講述，用一個接一個的小故事來不斷激發觀眾觀看紀錄片的熱情，不斷挑起觀眾的好奇心，改變以往紀錄片主體和文本相對單一、節奏慢、容量小的問題。
我這幾十年就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拍攝制作紀錄片。我們是歷史的記錄者，我們的記錄又將成為歷史。
時代周報：2017年，中國各級電視臺播出紀錄片時長6萬多小時，產量約2萬小時，投資規模超過50億元。你說過，紀錄片可以稱作是“一個國家的名片”，但我國仍然不是紀錄片強國，優秀紀錄片數量還很少。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夏蒙：在二戰中，付出最多、貢獻最大的國家是蘇聯。但是人們一談到二戰的歷史，觀看到的二戰影視作品，大都出自美國，在善于講故事這一點上，美國很值得我們借鑒，他們對于紀錄片的歷史影像持非常開放的心態，他們可以廉價甚至免費與全世界共享他們的歷史影像，特別是二戰時記錄的歷史影像，從而實現文化輸出、擴大文化的影響力。相比之下，在這方面我們做得還很不夠。中國的紀錄片要在國際上形成更大影響，還要有更多元的創作視角、更廣泛的創作選題、更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更多的文化自信。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拍攝了許多生動記錄中國人民前進步伐與偉大成就的紀錄片。但在海外，卻往往是那些迎合西方口味的所謂“非主流”紀錄片才可以得獎，這也是耐人尋味的。像《超級工程》這樣能發行到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優秀紀錄片還太少，相信今后中國會有更多走向世界的紀錄片。
]]>2004年4月22日，大鵬以實習生的身份進入了彼時如日中天的搜狐，14年摸爬滾打，從主持人到導演，再到搜狐流量擔當。2018年11月1日，再回首，搜狐已跌落視頻“第一梯隊”，大鵬也早已不是14年前的實習生。
不過，離開搜狐，大鵬也有自己的考慮，“我最初加入公司的形態是員工，離開時因為與搜狐的合約到期。而搜狐未來的發展重點是網絡內容，而我希望我自己能有更多機會去拍攝電影。”12月23日，大鵬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專訪時如是表示。
在當天，大鵬也獲得了《新周刊》“2018中國新銳榜”的“最佳藝人”，他表示，多年來的努力換來了認可，“這么多年終于獲得了一個藝人的獎，也是對我是一個專業上的認可”。
大鵬在2018中國新銳榜現場發表獲獎感言（圖片來源：主辦方提供）
希望被拋開本人看作品
上個月，大鵬導演的短片《吉祥》獲得第55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大鵬在現場說了一句話，“從第九排走到臺上只用了十幾秒，但是從網絡拍片走到金馬獎卻用了十四年”。
的確，在大多數人眼中，大鵬的印象還停留在“屌絲男士”時期，搞笑甚至是“俗”的標簽難以撕掉，如今，偽紀錄片《吉祥》驟然一變的導演風格，也讓很多人評價“看見了不一樣的大鵬”。但是對于大鵬自己而言，“大鵬還是那個大鵬”。
“《吉祥》跟我以前帶來的作品內核都是一致的，就是我只表達我自己感興趣的人和事，而且愿意用很新穎的表現形式去展示出來。”大鵬告訴每經記者，在金馬獎現場放映《吉祥》的時候，大家都有些意外，這個片子居然是大鵬拍出來的，“但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大家不是因為我的名字寫在上面而覺得意外”。
正如2018中國年度新銳榜獲獎現場大鵬所說，“來之前我專門去查了，‘藝人’是指有才藝的人，這次的獎，也是對我專業的肯定和認可”。
《新周刊》也評價：他從互聯網蠻荒時代起步，在脫口秀與網絡短片中初試身手，憑借幽默而接地氣的特質、亦莊亦諧的風格贏得大眾的喜愛。
內容做踏實了才能有回報
“搜狐未來的發展重點是網絡內容，而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機會去拍攝電影。”如今，離開搜狐的大鵬，更多地希望在電影方面深耕。
但是大鵬也表示，搜狐的14年是他成長的14年，未來和搜狐的合作也將通過其他的方式進行延續，“包括其他視頻網站，都會有很開放的合作，未來我也會參與制作網劇，合作的對象都是很開放的”。
如今，大鵬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成為獨立導演。對于今后的職業規劃，大鵬表示，希望更好地做好內容，成為一個好的“內容創作者”。
“目前對于我來說最重要的還是把內容做好，包括我自己參與的電影，以及我們希望產出的網劇和網絡綜藝節目。我想只有內容做得踏實了，才能在其他方面得到應有的回報。”
而這也是“獨立門戶”的大鵬，對于公司運作的看法，“內容是基石，否則其他都是空談”。據大鵬透露，“成立了公司以后，有很多合作伙伴給我們描繪了很美好的前景”。
如今，從屌絲逆襲成功的大鵬，本身也自帶流量，深受資本青睞，正如他給每經記者舉例所說，“其實在《煎餅俠》出來以后，就有投資方希望我拍《煎餅俠2》，但我覺得不能拍，可能60歲的時候，我再拍《煎餅俠2》”。
說白了，大鵬就是想以更實在的“內容”來做以后的職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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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素梅：詩意棲息最先出現在碳中和產學研促進委員會。
]]>“安棲”之名來源于謝素梅2016年創作的一組同名作品，藝術家將尺寸、顏色各異的礦石球體放置于石灰石的崎嶇孔洞中，每件裝置只有普通盆景大小，但其景觀卻如山巒，如天穹，形成對宏觀世界的投射。不僅如此，順應石灰石的天然形狀擺放球體的過程，在謝素梅看來如同孩童玩耍石頭，也是享受藝術的過程。
在12月17日與策展人克里斯托夫·加盧瓦的對談中，謝素梅提到，這件作品原名“Nested”，直譯為巢，最終則翻譯為安棲，因為這個詞“放置在中文語境中，更好地傳達出我作品中的多重含義，比如保護感、安靜、家的感覺……”
棲，同棲，安然棲息，這種靜謐美好也正如謝素梅的藝術創作帶給人的感覺。游走于作品中，移步換景之間，仿佛步入一場詩意的旅程。
復雜的詩性
謝素梅作品中的詩意從何而來？或許可以深究至其家庭背景。她的父親是來自中國的小提琴家，母親是來自英國的鋼琴家，謝素梅自己則出生、成長于盧森堡。復合的背景促使謝素梅對跨歐亞歷史文化產生思考，并付諸創作。同時，在父母的教導下，她從小學習古典音樂，演奏大提琴與鋼琴，因此音樂在她的作品中也占據獨特地位。
展覽的頭尾剛好呼應了這兩大元素。
開頭展出的《藏石》系列由謝素梅特別為本展覽創作，靈感來自中國傳統的“供石”。天然奇石自古就是中國文人學士寄托哲思與冥想的物件。《藏石》系列的石頭同樣出自天然，因其獨特的形狀和質地被謝素梅選中而成裝置，這些石頭既體現了謝素梅主觀的選擇，也展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令人更關照身處的環境。與作品《安棲》一樣，《藏石》也展現出中國思想中對自然的崇拜。
《雪國》、《封手》、《消散》等作品則承載了日本文學對謝素梅的影響。《雪國》創作于謝素梅駐留羅馬美第奇莊園期間，羅馬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在藝術家困惑于自己的創作還能為其添加什么的時候，川端康成小說《雪國》開頭描寫的一片白茫茫的雪景為她帶來靈感：她以耙犁過美第奇莊園鋪滿小石子的地面，幽默地以石子的翻滾象征對過往的抹去，同時也為自己創造了一塊“空白畫布”。《封手》的靈感則來自川端康成的另一部小說《名人》，書中講述一位圍棋名人和年輕棋士歷時6個月的比賽過程，謝素梅的作品定格了圍棋對弈過程中關鍵的“封手”時刻，并以封存的瞬間指向無限的可能。
錄像作品《槲寄生樂譜》為展覽收尾，藝術家用鏡頭記錄下歐洲最常見的槲寄生樹，又在畫面中為樹上的小球加上躍動的白點，指代五線譜中的音符，隨著畫面前進，仿佛樂譜流動，演奏出前蘇聯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一大提琴協奏曲》。畫面肅穆而蕭瑟，樂聲帶著悲傷與追憶。這件作品是為紀念2011年去世的盧森堡大提琴家弗朗索瓦絲·格羅本而作。
謝素梅并非刻意將音樂作為一種表現形式，她天然地以之為媒介理解世界，又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來。其早期影像作品中就已置入許多音樂元素，如2003年的《回聲》，她身著紅衣，在懸崖邊的綠地上，面朝群山演奏大提琴，“我并不知道要演奏什么，只是先拉出一些簡單的音符，引發山谷的回聲，我再應和回聲繼續拉琴，在來回往返中奏出完整的曲子。”
音樂性與文化內涵并非兩條平行線，在其作品中，更多的是兩者，甚至更多元素的融合，如《安棲》系列裝置，雖然以中國傳統為根基，但在挑選材料及擺放時，謝素梅說，她仍然考慮了作品的結構性和音樂性，從某種程度來說，其存在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樂譜。
探索存在的意義
在近年的作品中，謝素梅試圖用更豐富的創作形式與主題來探索存在的意義，如對厚重歷史的輕盈表達，對充滿生命力的植物與自然世界的觀察。
三聯幅影像作品《某種結構》中，謝素梅與水晶球雜耍藝人合作，透過水晶球棱鏡的把玩技法，讓歐洲文化歷史上代表了重要里程碑的三個場所：柏林舊博物館、羅馬法爾內吉納莊園、提沃利哈德良別墅，在雜耍藝人的手掌間輕盈移動。歷史意義對藝術文化遺產的禁錮由此得到解放，創造出趣味而迷人的圖像。謝素梅希望大家“不要太嚴肅地想著這些建筑在學術上有多么重要的含義，只是簡單地欣賞藝術”。
《羅馬》系列則探索了歷史與個人的親密關系。謝素梅拍攝博物館中打動她的人體雕塑，并為人物取名，在大尺幅的具名的面孔與眼神面前，歷史意義又一次消解，演化成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觸動。
比人文歷史更悠久的是自然歷史。《藏石》、《安棲》同樣強調存在的意識，石頭與礦物質存在于世界的時間遠早于人類，從時間維度上反襯出人類的渺小；而從尺寸來說，威廉·布萊克有詩云：一沙一世界，更不用說一塊石頭可以象征多么龐大的存在。
展覽中多次出現的植物元素同樣包含著謝素梅對存在的思考。意大利哲學家埃馬努埃萊·科恰在《植物的生命》中說：它們是第一雙看向世界，也向世界打開的雙眼。謝素梅沉醉于這種表達，她常常想象在人類誕生之前世界的模樣，而植物是那個世界的見證者。她留心日常中的植物，并進行記錄、創作。靜謐的苔蘚，茂盛的綠樹，發芽的土豆，洋溢著生命力的鮮紅石榴，植物構成一個鮮活的世界，又一次提醒人類存在的意義。
謝素梅：詩意棲息最先出現在碳中和產學研促進委員會。
]]>說不完的董其昌最先出現在碳中和產學研促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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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上海博物館“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帷幕的拉開，藝術界再一次掀起了對晚明書畫家董其昌的熱烈討論。“董其昌大展”共展出來自15家海內外收藏機構的董其昌及相關作品154件（組），力求從多個側面完整地呈現董其昌的文化成就。
董其昌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他在書畫上所取得的造詣，更重要的是他重新梳理了古代書畫發展的歷史，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晚明時期的書畫評價標準，他的書畫創作和品評理論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董其昌之前的明代，人們以一種線性演進的方式看待中國繪畫的發展進程。最典型的莫過于王世貞的“五變論”，他在《藝苑卮言》中這樣寫道：“人物自顧、陸、展、鄭以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至大小李一變也；荊、關、董、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王世貞所強調的是繪畫發展史上的幾個關鍵的轉折點，正是這些跨時代的人物造就了藝術發展的歷史。
董其昌建立了一種新型的畫史觀，他受禪學啟發，將山水畫家按照風格分為兩大類，稱為“南北宗”，北宗的創始者李思訓和李昭道父子以青綠山水著稱，南宗則以王維為宗主善畫水墨山水。（亦有研究顯示“南北宗論”并非董其昌首創，但是董對此理論的完善和推廣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卻是不可爭的現實。）“南北宗論”實際上是根據畫家的傳承關系，建立了一個山水畫發展的譜系，該譜系將王維文人式的繪畫風格視為畫史正脈，推崇備至，也正因為董其昌及其追隨者的大力推崇，“南北宗論”逐漸成為晚明時期繪畫評論的一個標尺，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文人畫仍然被很多人視為品級最高的一種繪畫風格。
相比在書畫理論上所取得的成就，董其昌的繪畫本身，在我看來并沒有那么突出。以今人的標準來看，他的繪畫缺乏強烈的個人風格，這可能跟他所主張的摹古思想有關，董所崇尚的是一種集古人之大成的繪畫風格，盡管他也追求新意和變化，但卻始終難以脫離古人的影子，并未創立獨樹一幟的個人風格。
盡管如此，董其昌在繪畫甚至是文化理論上所取得的成就，他的身份和地位，他本人及其朋友圈所擁有的強大的社會影響力，以及他所處的松江地區在當時經濟和文化等領域所表現出的地區優勢，都強化了他在書畫方面的知名度和認同度，使其成為晚明書畫界的一面旗幟。
董其昌在文化領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他的書法被清代皇帝大力推崇，尤其是康熙帝。正如唐太宗強化了董的偶像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一樣，康熙對董其昌的推崇，無疑也提升了其在書法史上的地位。董其昌的書法，尤其是本次展覽占較大比例的行書作品，妍媚和靈動，盡管在用筆上有意地加入澀筆，以弱化甜膩的感覺，但是相對于明代官方盛行的以歐陽詢和趙孟頫兩種風格為宗演變而來的臺閣體而言，整體缺乏莊嚴厚重之氣。
本次大展的策展人將董其昌的作品分期呈現，清晰地展示了其繪畫風格發展的歷程，在這種全面的展現下，其盛期作品用筆更加松弛，畫面通透，對王洽潑墨風格的嘗試顯示出他試圖尋找對傳統筆墨的突破。事實上，后人對“南北宗論”似乎有些過度闡釋的傾向，董其昌原文短短的幾行字，并沒有明顯的崇南抑北的傾向。相反，從存世的董其昌書畫題跋和大量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期望集眾家所長，探求中國文化正脈，具有社會責任感的文人形象。也許這就是這個大展的深層意義所在，讓我們在重新審視董其昌的同時，也深入思考和回顧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
說不完的董其昌最先出現在碳中和產學研促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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