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家記憶的傳承需要年輕人的參與，只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才會有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風云四十年》藝術總指導、總撰稿、中央電視臺紀錄片導演夏蒙。

　　“這部紀錄片，要讓今天的人們特別是年輕觀眾們知道，我們從哪里出發、為什么出發。”12月25日晚，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型紀錄片《風云四十年》在廣東衛視首播。首播前夕，該片藝術總指導、總撰稿、中央電視臺紀錄片導演夏蒙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說。

　　《風云四十年》是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廣播電視臺、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制作的九集紀錄片，從偉大轉折、大地春潮、沖破藩籬、邁向市場等多個方面，記錄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歷程，展現了改革開放背后鮮為人知的故事，還原了有關改革開放重大轉折和重要決策的歷史細節。

　　“每一集的開頭都要讓觀眾意想不到，才能吸引觀眾：從人物故事入手，從點到面，從人的命運改變說到中國改革開放的轉變，通過口述歷史還原重要歷史事件，再現今天、展望未來。”在夏蒙看來，紀錄片是記錄歷史的重要方式，也是體現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藝術形式，關鍵在于講好故事。

　　“大家總以為文獻紀錄片是很枯燥的，其實不然。國家的歷史也是由無數個人的歷史聚集在一起構建出來的。《風云四十年》就是用活生生的、一個一個人所經歷的事件，來展現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夏蒙說道。

　　從細節出發

　　時代周報：作為擅長以主旋律為拍攝題材的著名紀錄片導演，你為什么會接下《風云四十年》的藝術指導和總撰稿工作？

　　夏蒙：第一，廣東是改革開放大潮初起的地方。提起改革開放，廣東一定是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改革與開放這兩個關鍵詞，離不開廣東經驗、廣東實踐、廣東奮斗；第二，廣東多年以來一直十分重視紀錄片的創作，我們的合作有良好基礎。這次，廣東廣播電視臺領導對這部紀錄片的拍攝也是高度重視。此外，我和廣東臺的創作團隊也非常感謝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這些年來，他們一直致力于改革開放的研究，留存了很多歷史資料、人物訪談，其中包括很多已經離世的改革人物，留下了非常寶貴的口述歷史資料，讓《風云四十年》的內容更加豐富了。應該指出的是，我只參與了部分工作，最大量的工作是主創團隊完成的。

　　時代周報：2011年，你擔任總編導拍攝的文獻紀錄片《習仲勛》，曾創下2013年中央電視臺最高年度節目收視率。這次《風云四十年》也花比較大的篇幅講了廣東的內容，這之間是否有某種邏輯聯系？

　　夏蒙：廣東的改革開放要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習仲勛主政廣東開始。

　　當年，習仲勛同志在寶安調研時發現，僅僅一街之隔，香港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里則是十室九空、荒草凄凄，很荒涼。這種強烈的對比和反差給習仲勛同志造成的沖擊實在太大，也讓習仲勛同志認識到，問題的根源還是經濟沒有搞上去，要改革不合理的體制，實行對外開放，利用廣東比鄰港澳的優勢，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0年，《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獲批，大規模的經濟特區建設正式拉開了帷幕。直到今天，改革開放對廣東的影響仍舊意義深遠。

　　時代周報：要在九集的內容里濃縮、展現40年間有關改革開放重大轉折和重要決策的歷史細節，你的取舍標準是什么？

　　夏蒙：40年的歷史是紛繁復雜的。我們在制作紀錄片的過程中，必須作出選擇。我們通過對40年改革開放歷程的梳理，選取了在當時有巨大影響、在今天也有深遠歷史意義、現實意義的事件，比如恢復高考、小崗村等一些農村實行的“大包干”、設立深圳經濟特區、清遠國有企業改革、價格闖關、改善民生等。

　　另外我想強調一點，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中，有很多記憶彌足珍貴，包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但如果簡單敘述歷史，對當代的年輕人來說，可能太過單調，不容易引起他們的興趣，如果能落實到具體的人物和事件上，就會發現許多有意思的細節。為此，《風云四十年》的編導們從2016年開始籌備，輾轉廣東、福建、新疆、浙江、安徽等全國多個省份取景，同時也利用了海南中改院的許多素材，采訪了超過300個人物，最終展現出來的有200余位。正是他們的講述，他們所親歷的許多故事，還原了改革開放40年的生動歷史。比如36年前，浙江省義烏小商品市場第一批經營戶馮愛倩與浙江省原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的一次爭吵，吵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中國義烏小商品市場。再比如中山大學教授、中山大學1977級中文系學生吳承學說：“（恢復高考讓我們）這一代人的青春真正地走上了正軌。（與此同時，高考也）跟我們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關，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正是這些活生生的人和事件，串起了改革開放40年風云變幻、精彩紛呈的歷史，也正是靠這樣的細節，《風云四十年》才能如此引人入勝。

　　紀錄片也要講故事

　　時代周報：你好像特別看重年輕一代對《風云四十年》的接受與喜愛程度，為什么？

　　夏蒙：國家記憶的傳承需要年輕人的參與，只有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才會有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讓我十分欣慰的是，參與這部紀錄片創作的廣東廣播電視臺的編導們都十分年輕，通過這部紀錄片的制作，他們真正理解了這段歷史。事實上，也因為他們的活力，他們年輕的視角，使這部講述歷史的紀錄片有了一些青春的氣息。

　　改革開放40年間，至少經歷了兩代人。90后、00后這一輩人的爺爺和父親大部分都是改革開放重要事件的親歷者。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的影響不僅僅在這40年，它還將深遠影響后來的人。所以《風云四十年》采取了多樣化的藝術手段，更貼合當下受眾偏好的方式來講述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將豐富的人物故事、生動的口述歷史、優美的電視畫面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明快、清新、自然的風格。

　　新時代面臨許多新挑戰，也帶來許多新機遇。傳播方式和傳播手段在近來年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現在很難離開微信等即時通讀工具，B站、抖音等短視頻更是大行其道。我們應該承認，微信、各種短視頻網站和APP確實改變了人們的收視和閱讀習慣，我們不能無視這些新媒體的崛起，但又要正確認識紀錄片人的職責與擔當，要用高水平的紀錄片創作給觀眾更多視聽享受與更多嚴肅的思考。

　　在《風云四十年》中，每一集我們都在討論中集思廣益，融入了很多短小的故事，確保觀眾在對一個故事產生疲倦之前，馬上有新的故事展開。同時，這些短小的故事也非常便于拆分為一個一個小的視頻，在微博、微信、B站、豆瓣以及一些短視頻APP上進行傳播。

　　時代周報：除了《風云四十年》，你還拍了不少主旋律紀錄片，如為紀念建黨95周年拍攝的32集文獻紀錄片《筑夢路上》、紀念建軍90周年拍攝了《永遠的軍魂》，在你看來，應該如何通過主旋律紀錄片講好中國故事？

　　夏蒙：紀錄片是記錄歷史、還原歷史的重要方式，也是體現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藝術形式。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談到要講好中國故事，創作無愧于時代的文藝作品，我們有責任和義務不辜負新時代，努力拍攝制作更多高質量的中國紀錄片。

　　紀錄片的生命在于真實，而真實的記錄要想引人入勝，就必須重視敘述技巧，就是通常所說的“紀錄片也要講故事”。我從2015年拍《筑夢路上》，就開始嘗試用比較快的節奏進行紀錄片的講述，用一個接一個的小故事來不斷激發觀眾觀看紀錄片的熱情，不斷挑起觀眾的好奇心，改變以往紀錄片主體和文本相對單一、節奏慢、容量小的問題。

　　我這幾十年就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拍攝制作紀錄片。我們是歷史的記錄者，我們的記錄又將成為歷史。

　　時代周報：2017年，中國各級電視臺播出紀錄片時長6萬多小時，產量約2萬小時，投資規模超過50億元。你說過，紀錄片可以稱作是“一個國家的名片”，但我國仍然不是紀錄片強國，優秀紀錄片數量還很少。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夏蒙：在二戰中，付出最多、貢獻最大的國家是蘇聯。但是人們一談到二戰的歷史，觀看到的二戰影視作品，大都出自美國，在善于講故事這一點上，美國很值得我們借鑒，他們對于紀錄片的歷史影像持非常開放的心態，他們可以廉價甚至免費與全世界共享他們的歷史影像，特別是二戰時記錄的歷史影像，從而實現文化輸出、擴大文化的影響力。相比之下，在這方面我們做得還很不夠。中國的紀錄片要在國際上形成更大影響，還要有更多元的創作視角、更廣泛的創作選題、更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更多的文化自信。

　　改革開放40年，中國拍攝了許多生動記錄中國人民前進步伐與偉大成就的紀錄片。但在海外，卻往往是那些迎合西方口味的所謂“非主流”紀錄片才可以得獎，這也是耐人尋味的。像《超級工程》這樣能發行到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優秀紀錄片還太少，相信今后中國會有更多走向世界的紀錄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