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工董監事這個舶來品，在整個公司治理大廈中看似精微實則博大。時隔多年，職工董監事作為職代會的喉舌參與企業民主管理，雖有所前行，但步履依舊蹣跚

　　“政治民主本身只是半個民主，它分配給人們的只是全部社會力量的一半。社會力量的完整內涵還包括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都實現民主化，我們才真正擁有民主———這一為人類而設計的社會結構。”員工持股計劃之父、經濟學家路易斯?凱爾索多年前的論斷，道出了職工參與企業管理、實現經濟民主的真義。

　　在中國，推進職工董監事制度、延伸和重塑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成為切實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一環。然而本刊最新的調查顯示，曾經擁有共治文化傳統的中國企業，職工經濟民主實現之路依舊舉步維艱。

　　驚人的少數

　　盡管職工董事的配置、選聘和信息公開屬于自愿性披露，但上市公司公開披露的情況仍讓人吃了一驚。據本刊記者統計，截至2011年7月末，43家A股上市公司董事會披露配置了44名職工（代表）董事，剔除今年新上市企業后，占2039家A股公司總數的2.11%。其中9位職董是今年換屆、增選或原職董辭職后經過民主選舉新當選的。這屈指可數的44人，即使加上可能未披露的職工董事人數，在逾36000名的現職董監高群體中也只能算是滄海一粟。

　　200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公司法第45條除了涵蓋舊45條規定的“兩個以上的國有企業或者其他兩個以上的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公司職工代表”外，還特別規定“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董事會成員中也可以有公司職工代表。董事會中的職工代表由公司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選舉產生”。與有限公司一樣，新公司法也對股份公司董事會成員中安排職工代表持鼓勵態度，該法第109條規定：“……董事會成員中可以有公司職工代表”。然而，相對于國有獨資公司、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應當有”職工董事的強制性規定，其他所有制企業“可以有”的兩字之別，已注定讓職工董事成為上市公司董監高群體中的邊緣一族。

　　繼新公司法之后，國務院國資委于2006年3月3日下發《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試點企業職工董事管理辦法（試行）》，對該類企業職工董事的任職條件、方式、責權利以及任期、罷免等事項做出具體規定。相比之下，深交所當年9月25日發布的《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第十九條則要模糊得多，盡管規定了“公司應依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建立起職工董事、職工監事選任制度，確保職工在公司治理中享有充分的權利”，但此項規定對上市公司來說并無多少約束力。

　　差別立法的不同約束應驗在A股上市公司身上。本刊記者統計發現，43家公司中,第一大股東為國有性質的企業或國資委等機構的達到38家，占比88.4%；大股東為境內非國有法人的企業有4家，分別是榮安地產(000517,)、仁和藥業(000650,)、ST梅雁、宇通客車(600066,)（施行過MBO）；而塔牌集團(002233,)則是唯一由鐘烈華等境內自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38家大股東為國有性質的企業中，既有中國一重(601106,)、中國化學(601117,)、中國北車(601299,)、中國中冶(601618,)、武鋼等央企，也有貴州茅臺(600519,)、瀘州老窖(000568,)、萊鋼股份(600102,)、福田汽車(600166,)、涪陵榨菜(002507,)等地方國企；既有大量制造業企業，也不乏陜國投A、山西證券(002500,)等金融服務類公司。大股東平均持股比率為42.61%。

　　部分民營企業為何設立職工董事？塔牌集團證券部一位女士在電話中對記者說，公司是由國企改制而來的，董事會設立職工董事是深交所的要求。“不管其他公司是否遵守規定，我們是嚴格照辦的。”她表示，職工董事并非形同虛設，對提高普通職工權益和中小投資者權益，進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都有好處。榮安地產、仁和藥業同樣屬于深圳民營上市公司。對于為何設置職工董事，兩家公司亦稱“這是深交所對上市公司的規定”